国际金融报

■ 风生水起1979

　　中国文人内心总觉得自己最优秀，希望功名和娇妻美妾、锦衣玉食都归自己，对美人经常投入商人怀抱恨恨不已

　　文化人的酸腐，是一个古老的文艺主题。戏曲《杜十娘》就表现了一个典型的三角关系：文人、美女（往往是风尘女）和商人。中国文人内心总觉得自己最优秀，希望功名和娇妻美妾、锦衣玉食都归自己，对美人经常投入商人怀抱恨恨不已。《杜十娘》中的才子李甲同样败给了商人，不是女人薄情，却是自己意志不坚定。李甲迷恋风尘女杜十娘的美貌，山盟海誓要迎娶回乡，因赴考不成、钱财散尽而苦于无颜面见双亲，欲将杜十娘送给商人孙富换取千金。十娘心如死水，怒沉百宝箱，投水自尽。知书达理的文人，在经济压力下人格扭曲变形，是一个永恒的困惑。

　　“五四”时期的知识分子经济状况比较乐观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月收入400元，李大钊和白话文鼓吹者胡适都是300元，鲁迅弟弟周作人240元。讲师月收入80－180元，中学教员50－100元。曾经有人按可比口径计算，“五四”时期的一元钱合1999年人民币41.67元，即陈独秀等教授月收入相当于1999年的一两万元，讲师收入约合9000元。这样的日子绝对算得上“中产阶级”了。

　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教育部确定大学工资标准为：教授500元，副教授340元，讲师260元，助教180元，中学教师100－200元，小学教师30－70元。而当时29个城市工人平均工资16.4元，包食宿的厨师8－12元，包食宿的保姆3－6元。

　　解放后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后，大概是行政22级。当年科级干部工资是18级，处级是14级，司局级是13级。“文革”前大学教授月工资200－300元，工人的最低工资不到20块钱。

　　上世纪50年代初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在“反右运动”中受到批判，有人揭发他声称要为3万元人民币而奋斗。在当时的普通人看来，3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了！据此批判，他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，背叛了劳动人民。应该说，“文革”前的脑力劳动、体力劳动收入“倒挂”并不严重；脑体收入陷入平均主义，是“文革”中；“文革”后，鼓励自谋职业，体力劳动者率先从体制内出走致富，脑力劳动者继续安享铁饭碗庇护，这才出现“手术刀不如剃头刀”、“搞导弹不如买茶叶蛋”的牢骚。

　　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华夏大地沿着市场经济一路狂奔，知识分子在财富分化的盛宴中整体出局，因此不断有人著文怀念“五四”时期大学教授悠哉游哉的生活，对这个日益富庶的时代心怀起难以言明的复杂心绪。